讀韓愈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

仕途困頓，陳書求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韓愈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

     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監察御史韓愈因呈遞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》，直陳關中旱情之烈，觸怒當朝權貴，被貶為連州陽山令。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，德宗駕崩，太子李誦繼位為順宗，韓愈遇赦調任江陵法曹參軍。然法曹參軍一職形同散官，難施濟世之才。永貞元年（805年）十二月九日，韓愈遂作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，冀望時任兵部侍郎的李巽能識其才、舉其能，從而改變其困頓的境遇。

      此信開篇自述生平，韓愈落筆即顯滄桑：“愈少鄙鈍，於時事都不通曉，家貧不足以自活，應舉覓官，凡二十年矣。”二十載科舉仕途，字字皆含辛酸。“薄命不幸，動遭讒謗，進寸退尺，卒無所成”數語，道盡了作者屢遭貶謫的憤懣與壯志難酬的悲苦。困頓之際，他反將悲愁寄於文墨，“究窮於經傳、史記、百家之說”，在訓義句讀中沉潛，於文章事業中磨礪，終成一代文宗。

      “凡自唐虞以來，編簡所存，大之為河海，高之為山嶽，明之為日月，幽之為鬼神，纖之為珠璣華實，變之為雷霆風雨，奇辭奧旨，靡不通達”，此語盡顯其學養之深。上溯唐虞典籍，下至百家之說，無論宏闊如山河日月，還是幽微如珠璣鬼神，皆能洞徹其理。即便如此，仍難逃“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益困”的窘境，“髮頽齒落，不見知己”的慨歎，道盡其懷才不遇的孤憤。

      作者繼而援古證今，韓愈舉寧戚的“牛角之歌”以感齊桓公、鬷明的“堂下之言”動叔向之事，闡明“非言之難為，聽而識之者難遇”的深意。在他眼中，李巽恰是可遇不可求的知音：“內仁而外義，行高而德巨，尚賢而與能”，且此時正值“天子新即位，汲汲於理化”之際，正是舉賢任能的最佳時機。

      文末獻書二卷：舊文“扶樹教道”，彰顯經世之志；南行詩 “舒憂娛悲”，暗藏才情卓絕。此舉既是展才，更是陳情，盼能得侍郎青眼。

      這封書札，是韓愈在困厄中的奮爭，字裏行間既有“懷瑾握瑜”的自信，亦含“伯樂難逢”的焦灼。幸得天遂人願，半年後韓愈奉召回京，權知國子博士，自此仕途漸暢，歷任要職。這封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，或許正是其人生轉捩的關鍵推手，讓一代文宗得以在更廣闊的舞臺施展抱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

      十二月九日，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，謹上書侍郎閣下：愈少鄙鈍，於時事都不通曉，家貧不足以自活，應舉覓官，凡二十年矣。薄命不幸，動遭讒謗，進寸退尺，卒無所成。性本好文學，因困厄悲愁，無所告語，遂得究窮於經傳、史記、百家之說，沈潛乎訓義，反復乎句讀，礱磨乎事業，而奮發乎文章。凡自唐虞以來，編簡所存，大之為河海，高之為山嶽，明之為日月，幽之為鬼神，纖之為珠璣華實，變之為雷霆風雨，奇辭奧旨，靡不通達。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，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益困，私自憐悼，悔其初心，髮頽齒落，不見知己。

      夫牛角之歌，辭鄙而義拙；堂下之言，不書於傳記。齊桓舉以相國，叔向攜手以上，然則非言之難為，聽而識之者難遇也！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，行高而德巨，尚賢而與能，哀窮而悼屈，自江而西，既化而行矣。今者入守內職，為朝廷大臣，當天子新即位，汲汲於理化之日，出言舉事，宜必施設。既有聽之之明，又有振之之力，寧戚之歌，鬷明之言，不發於左右，則後而失其時矣。

      謹獻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；南行詩一卷，舒憂娛悲，雜以瓌怪之言，時俗之好，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。如賜覽觀，亦有可採，干黷嚴尊，伏增惶恐。愈再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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